顾维钧,现代杰出的外交家,字少川,英文名惠灵顿(Wellington),年12月出生于上海嘉定县,年逝世于纽约曼哈顿。清末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导致了当时算是上海近郊嘉定县仕官首户的顾家的破产。
从那以后,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希望他能从政,想让他从一开始就比别人高出几等。年,他考入圣约翰书院,开始接受新思想,关心国家大事,知道“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感到“这是令人最厌恶、最灰心、最沮丧的”。从此,他有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年,顾维钧赴美留学,先进纽约柯克学院。为了学习政治学和外交学,以适应中国“处理好外交关系方面”的需要,他于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国际法、外交学。
哥伦比亚的大学生活,对顾维钩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参加“语言社”,担任《旁观者》主编,不仅关心国内大事,而且报道国内形势,分析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前途。给他上课的些教授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穆尔教授。穆尔教授强调学生要学会搜集材料,学会推理。穆尔不仅是顾维钧的恩师,还是顾维钧的首席顾间。顾维钧在这所大学中还结识了不少有名望的政治家,以及中国的学者与官员,这对他以后的经历关系很大。年冬天,清廷特使唐绍仪访美,使顾维钧有机会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给唐绍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年秋天,顾维钧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顾维钧爱国精神和优秀品格的形成成,应当说有一定关系当时的中国刚刚步履艰难地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使腐朽的清政府的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然而,辛亥革命并不彻底,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野心家袁世凯所窃取,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浪潮尚未平息,中国处于军阀混乱之中。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24岁的顾维钧踏上了中国政坛。在留美期间,顾维钧就曾得到袁世凯的邀请。驻美公使张荫業转达了袁世凯的意图,任命他为总统府英文秘书。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法学、外交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尽管他有一定才学,但要周旋于民国政府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也是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他同时兼任总统府秘书与总理府秘书两职,要在袁世凯总统与唐绍仪总理之间周旋,更为困难。因为袁、唐两人在实施新政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分别代表旧派和新派,而顾维钧又属于新派,赞成共和制,因此在总统府旧派人中便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后来,顾维钧又到外交部工作四年,虽然得到的职位不高,但作为总统府与外交部的联络员,要做不少工作,其中主要是对外谈判的准备工作,这无疑锻炼了他的外交能力。
年左右,正是中日交涉日本侵占山东青岛和“二十ー条”的时候。当日本大限内阁无视国际公法,侵犯中立国领土,借口对德宣战在山东龙口(非德租界)登陆,袁世凯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时,顾维钧发言说:“日本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反国际钧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立。据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这说明顾维钧在外交问题上初次亮相,就有明确的态度,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具备了一个外交官应有的素质。
年1月,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强迫北京政府允诺并保密。当时,顾维钧提出,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它国家知道,但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作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在中日谈判期间,顾维钧征得袁世凯同意,始终与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保持接触,暗中传递消息,由此使中国获得世界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同情,迫使日本有所顾虑而作出若干让步。但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屈服了日本的势力,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作为总统府、总理府秘书,顾维钧担任了给日方书写回文的任务。这一回文,既要承诺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又要将中国政府的主张作出声明。
顾维钧虽抱一腔爱国之情,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也只好强迫自己完成此项任务。他在书写回文的过程中力主将四个月交涉经过昭示全球,以明是非,同时,他还策划和起草了“二十一条”的附件,即《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书》,并于5月13日予以正式公布。这个宣言详细说明了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就“中国承认承款”、“中国政府不能允诺条款”、“问问题尚在争执之事宜”、“日本之新议案”等的论述,表明了“中国之苦心维持,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最后手段相胁迫,则此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的经纬与立场。虽然这一宣言书没引起多少国人的注意,但它确确实实给日本的野心以一个打击。尽管无法挽救国难,但顾维钧的才识已为人所知,这也为他进一步登上外交交舞台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東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出席巴黎和会。顾维钧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的国际外交活动。
在巴黎,顾维钧投入了国联间题的研究,又整天按照预先制定的工作路线埋头于准备工作。他根据驻美公使小组的研究结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一项计划,主要内容是
一)“二十条”和山东间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这表明顾维钓对这次谈判的目的很明确的。但北京并未把山东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来对待,以致于当年1月月27日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日等国提出准备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无偿转让给日本时,中国代表团对此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作为代表之的顾维钧挺身而出,在和会上慷慨激昂进行答辩,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
为了争取西方人士的同情,他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把山东比作耶路撤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他坚定地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日本代表牧野在顾维钧的攻势下,只得改变以前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顾维钧立即表示赞赏牧野这一姿态,并针锋相对地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维的发言持续半小时,又牢牢掌握论辩主动权。
他说“若竟割让中国人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后日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也是世界之不幸。中国全权深信和会于德国在山东租地及他项权利之处置,必能重视我中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之无上权利。”此话震撼人心,引起强烈反响,从而使牧野颇形窘迫。美、英、法三国巨头向顾维钧握手祝贺,表示费赏。顾维钧的辩论成功,一时使與论倒向中国一边,也使他成为巴黎的头号新闻人物。顾维钧的发言,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顾维钧由此而被世人称为杰出外交家。
“落后必然挨打。”顾维钧出色的外交才能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在和会上的被动局面,其后日本煽动列强一致同意日本独占德国在山东的租地。在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也都倾向于日本一方。顾维钧和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拒绝和约签字,迫使日本的温和派作出了让步。
中国人民在和会上的态度,使得列强各国再侵犯中国不得不有所顾忌,顾维钧以国内外示威的同胞为坚强的后盾,从思想上给列强上了一课。顾维钧在北京政府任职期期间,正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时期,这时的顾维钧的主要职务在外交方面。尽管政府首脑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他的工作活动原则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能考虑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在此仅列举这段期间他所做的几件典型事例,便可看到他的精神风貌。
顾维钧任中国外交总长时,代表北京政府宣布废除了不平等的中比条约,这在当时传为佳话。中比条约是年10月27日生效的,该约第46条规定,每满十年可以修订。年4月,北京政府据此通知比利时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条约,并建议用六个月的时间谈判和缔结新约。但比利时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在新条约生效前,1旧条约继续有效。由于双方未达成一致,事情就拖下来了。10月中旬,顾维钓再任外交总长,负责处理此事为了打开僵局,他提议在10月27日,即条约60年期满之后,先签订一个以六个月为限的暂行协定,届时如新条约仍未制定出来,暂时协定即告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和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但比利时政府拒不接受中国方面的主张,反提出只有比利时才有权提议修订条约,并以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来威胁中国政府。
顾维钧忍无可忍毅然提议北京政府宣布终止中比条约。11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了由顾维钧拟定的废除年中比条约的法令。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東一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当时的中苏谈判,也是顾维钧任外交总长期间处理的十分复杂、为期较长的对外交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曾先后向中国南北两方政府发表三次宣言,主张取消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顾维钧亲自主持了中苏交涉。年5月30日,顾维钧与加拉罕经过多次谈判后,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协定》十五条、《暂管中东铁路协定》十五条。其主要内容有一)帝俄与中国所订一切条约、协定一概无效;(二)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三)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四)归还一切租界,放弃庚子赔款;(五)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治外法权;(六)协定关税。7月14日,北京政府就苏联在京设立大使馆事宜复加拉罕照会。复照说,本总长对上月13日照会业已阅悉,本国政府“愿在莫斯科设立大使馆”。顾维钧重建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对当时局势以及以后的国际外交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件轰动当时北京的事情,就是万县事件的解决。年9月5日,英国驻长江舰队的“柯克捷号”炮舰,炮轰万县,除士兵外,约一千余平民死于非命,万县城内大量财产也毁于炮火。万县事件是英国海军当局采取的无视中国主权,无视国际法准则,残杀中国人的蛮横行动。当时英国政府借助它在远东的势力,不断在汉口、九江、沙基、重庆、南京等地发生多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流血事件,没有引起正义的呼声。顾维钧认为,将万县事件公布于众,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提出抗议是非常必要的。为此,由他亲自精心起草了向英国的抗议照会,并将英国海军轰击未设防城镇的蛮横行径公布于世。与此同时,他派出了中国驻宜昌特派交涉员与英国领事在当地进行谈判,并开始了使英国“从印度撤退的序幕”。因此,英国不得不对中国采取让步政策,承认中国时局与过去已不同,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承认时局的主要事实在条约中已公认为不合时宜,愿意修改不平等条约,从而开始了中英关系史上的所谓“蓝普森时代”(当时的英国公使是蓝普森)。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重返外交舞台,担任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又担任国联李顿调查报告团顾问。期间,他随李顿遍访东北各地,无视日本的暗算和威胁,协助助李顿调查团。他在活动中,不卑不亢,时时主动外交,并且注意讲究外交艺术。“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钓曾向张学良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哉(日本外相),目的是探听日本意向,准备外交交涉。顾维钧是一个虔诚的国联主义者,他主张的是和平外交。作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的代表之一,他对国联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通过国联唤起世界輿论的支持,反对日本的侵略,阻止“九一八事变”的扩大。他曾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动。”他反对“弱国无外交”的革命外交论,认为弱国才正需要外交。中国无力量可以抵抗与消灭日本侵占东北的军队,只得向国联申请,希冀国际輿论迫使日本就范。同时他希望能与币原进行直接谈判。他认为,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
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肆意策划东北四省独立,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行为提出抗议。但是,日本进行狡辩,还提出所谓根本大纲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大纲实际上是日本拟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的条件,主要内容为一)根绝排日诸运动及排日教育;(二)履行满蒙条约上的既得利益;(三)日本除上二项外,并不作任何新要求10月13日,特种外交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币原外相提出的直接交涉的意见。许多委员都反对直接交涉。他们主张,如果国联能够采取使日军撤退的方法,可以依靠美国并根据《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而顾维钧却竭力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他认为,“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所组成的行政院,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才行。”他认为,“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么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略。”在多数委员反对的情况下,顾维钧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方法。
他建议,在国联理事会上如果日本代表将交涉提案提出,中国方面则由施肇基代表以日军撤退为原则的交换提案提出,同时声明如果日本提案中有关于中国主权的问题时,中国方面有保留修正、反对的权利。如果这一提案能被采纳的话,那么可回避直接交涉互相间讨论交涉的大纲问题,理事会从中调节,以达到全部问题的解决。这个建议,得到宋子文的赞成和支持,但也没有得到委员会的一致通过。16日,蒋介石在陵园再议外交方针时,根据顾维钧的过渡方案,商定策略。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与颜骏人起草了交涉大纲。17日,特种委员会决议通过了“对日交涉预备大纲”。但由于对日态度软弱,国联并没能阻止日本在中国继续飞扬跋扈,日本军在中国的行为更加猖獗。在占领东三省后,趁调查团启程访华之时,日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外交涉十分频繁,外交部长的能力,以及对付复杂局势的观点和态度,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关系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政府威信和人民生存等重大问题。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外交交部长王正廷下台,顾维钧继任外交部长之职。顾维钓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处于外交困境之中,尽心竭力做了不少工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使日军野心有所收敛,并取得国际道义的支持。特别是他曾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在当当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这个建议,不仅当时人们不理解,后人也有责难。站在公允的历史角度看,顾维钧这个建议是根据现实状况不得已而提出来的,而且具有可行性,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时既然没有能力遏制日军的侵犯,采取一个缓和局势恶化的计划,也是一种对策。锦州中立区的建议不能实现,不是是顾维钧的失策,而是日军穷凶极恶的行径造成的,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必然产生的后果。
